简史
韩国茶道之源头，可追溯至公元六世纪新罗时代之花郎道。花郎乃新罗选拔贵族青少年组成之精神修炼团体，以"事君以忠、事亲以孝、交友以信、临战无退、杀生有择"为训。花郎们于深山修行时，常以茶涤心、以茶待客、以茶祭天，茶于此时已不仅是饮料，而是精神修炼之辅助品。
公元七八二年，新罗兴德王时，遣唐使金大廉自中国带回茶种，植于智异山，此为韩国有明确记载之植茶之始。此后，茶在韩国逐渐从王室贵族专用之品，扩展至佛教寺院之中。新罗文人崔致远（八五七——？）入唐留学，归国后大力倡导饮茶，并著有《桂苑笔耕集》，其中多有关于茶事之记载。
高丽时代（九一八——一三九二），佛教被奉为国教，茶事亦随之达至鼎盛。高丽太祖王建建国之初，便下令于各寺院设立茶礼，以茶供养诸佛与天地鬼神。此后，每年十一月十五日，高丽王室必于奉恩寺举行"八关会茶礼"，此为韩国国家级茶礼之始。
高丽时代最著名之茶人，当推李奎报（一一六八——一二四一）。他自号"白云居士"，终生嗜茶，曾言"一日不饮茶，肠胃如火烧"。李奎报之茶诗留存至今者有一百二十余首，为韩国古代茶文学最丰富之遗产。其《南行月日记》中详细记载了沿途饮茶之经历，展现了一位文人茶人对于茶之深切热爱。
此一时期，韩国茶道形成了独特之"茶礼"传统——不同于中日之以"道"为核心，韩国更强调"礼"，即茶在人际伦理中之作用。一套完整之韩国茶礼，包含献茶、接茶、饮茶、谢茶四个环节，每个环节皆有固定之姿式与祝词，体现出韩国传统文化中"礼"之精神。
朝鲜时代（一三九二——一九一〇），性理学（程朱理学）取代佛教成为国教，茶事一度衰落。然而，在民间与部分文人中，茶仍以"君子之饮"的形式存续，并出现了重要之转型：从"宗教性茶礼"转向"人文性茶礼"。
丁若镛（一七六二——一八三六），朝鲜后期之大学者，虽尊性理之学，却极爱饮茶。他于流放期间仍坚持点茶自饮，并著有《茶经补亡》一卷，补陆羽《茶经》之遗阙。他认为：陆羽之《茶经》详于技法而略于精神，他要以性理学之"敬"字补充之，提出"茶有七德：清心、明目、去腻、消食、涤烦、养气、守敬"。
此一时期，韩国茶道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向：茶不再仅仅是供佛之具，而成为文人雅士表达情怀、砥砺志节之媒介。丁若镛设计之"士大夫茶礼"，强调茶室不必大、茶器不必贵、茶友不必多，此一美学追求对后来韩国"雅人茶"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一九一〇年日韩合并后，韩国传统文化遭受严重破坏，茶道亦不例外。许多茶礼传承被迫中断，茶器散佚，茶书亡佚。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韩国经济起飞，传统文化始得喘息之机。一九六六年，韩国政府将"茶礼"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（第十五号），由茶人金美子等人担任保有者，系统恢复了朝鲜前期之茶礼仪轨。
当代韩国茶道，呈现出"双轨并行"之格局：一轨为"传统茶礼"，以复原历史仪轨为目标，强调规范性，由文化财保有者及其弟子系统传承；另一轨为"生活茶礼"，将茶道精神融入日常接待、商务礼仪、国际交往之中，更加灵活自由。
二〇一三年，韩国茶礼代表团赴中国杭州参加国际茶文化交流，展示了完整之"高丽茶礼"复原版，引起广泛关注。今日，韩国茶道已不仅存在于博物馆与传承院中，更活跃于婚礼、祭祀、商务、外交等各类场合，真正实现了"活态传承"之目标。对于中国茶人而言，韩国茶道之经验值得深思：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，让传统茶礼继续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