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史
日本茶道之源头，可追溯至公元九世纪。平安时代初期，空海、最澄等遣唐僧自中国带回茶种，植于近江之坂本，此为日本植茶之始。然彼时茶尚为稀贵之物，仅供皇室与贵族享用，未成气候。
真正将茶推向日本社会纵深者，为荣西禅师（一一四一——一二一五）。荣西两度入宋，于一一九一年归国时携回大量茶种与宋代禅院之吃茶礼仪。他于京都栂尾、博多背振山广植茶树，并于一二一一年写成日本第一部茶书《吃茶养生记》。
荣西在书中开宗明义："茶者，养生之仙药也，延龄之妙术也。"他将茶与佛教修行紧密结合，主张以茶助禅、以禅导茶，奠定了日本茶道"茶禅一味"之精神根基。此后，茶在禅寺中逐渐制度化，形成了"茶寮"这一专为坐禅后饮茶所设之空间，日本茶道之雏形由此而生。
十五世纪，室町时代中期，茶事逐渐从禅寺走向武士阶层与富裕商人。彼时流行"斗茶"——一种以辨别茶叶产地为竞赛内容之娱乐活动，奢华铺张，与精神修行相去甚远。
村田珠光（一四二二——一五〇二）出身奈良，自幼出家为僧，后入京都大德寺，参禅于一休宗纯门下。珠光将禅宗"本来无一物"之精神注入茶事，主张以简素之具、清寒之室、静寂之心待客奉茶。他贬斥奢华斗茶之风，提倡"侘茶"——以残缺、质朴、不均齐为美之茶道美学。
珠光确立了"茶之汤"之基本礼仪：客先主后之座次、榻榻米上点茶之程式、茶道具之选用与搭配。他还首次将南宋禅僧圆悟克勤之墨迹悬挂于茶室壁龛（床之间），开创了"挂物"作为茶道精神核心之传统。珠光虽未留下系统著作，但其口传弟子抄录之《珠光一纸》残篇，至今仍是研究日本茶道起源之珍贵文献。
十六世纪前半叶，武野绍鸥（一五〇二——一五五五）继承珠光遗风，进一步将侘茶推向成熟。绍鸥出身堺市商人阶层，财力雄厚，却倾其所有搜集唐宋茶器，以"唐物"点茶为最高雅之事。
绍鸥之最大贡献，在于将日本本土歌道美学引入茶道。他深研《新古今和歌集》，将和歌中"枯高""幽玄"之审美情趣与茶事相融合，使茶道不再仅仅是仿效中国文化，而开始呈现日本民族独特之精神气质。他提出"茶道之本，不过是烧水、点茶、喝茶而已，但要懂得其间深意，夏犹凉、冬犹暖，茶要合口，炭要燃旺——此即茶道之全部"，将茶道从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，回归朴素之本义。
绍鸥还确立了茶室建筑之基本形制：四叠半榻榻米为标准形式，壁龛挂物，窗取低矮以限制视线，入口设"躙口"（绳户）迫使武士卸刀低头进入，体现众生平等之精神。这些制度，后经其弟子千利休进一步完善，成为日本茶室建筑之经典范式。
千利休（一五二二——一五九一）是日本茶道史上空前绝后之巨匠。他出身堺市鱼商之家，少年时随武野绍鸥习茶，后入大德寺古溪宗陈门下参禅，获"利休"居士号。
利休将侘茶推至登峰造极之境。他提出茶道"和敬清寂"四谛："和"者，主客和合；"敬"者，彼此尊重；"清"者，身心清净；"寂"者，万缘放下、一念不生。此四字，成为日本茶道千古不易之精神纲领。
利休在器具上亦大胆革新：他摒弃昂贵之中国"唐物"，转而推崇日本本土烧制之"侘茶器"，如乐烧茶碗、竹制茶勺、粗糙之陶壶。他认为，茶器之美不在精巧华丽，而在"入手温暖、观之静心"。利休还设计了"待庵"——仅二叠榻榻米大小之极小茶室，将茶道之"极简"精神发挥至极致。
然而，利休之茶道触犯了丰臣秀吉之权威。一五九一年，秀吉以莫须有之罪名迫利休切腹自尽，日本茶道史上最璀璨之一页，至此戛然而止。利休死后，其子孙分三支传承：表千家、里千家、武者小路千家，至今已历四百余年，仍为日本茶道之主流。
利休死后，日本茶道并未衰竭，反而因其殉道而更添神圣色彩。千道安（利休之子）、少庵（利休之婿）、宗旦（利休之孙）三代相继，使利休茶法得以完整传承。宗旦晚年将茶道分为三系：长子宗左继承"表千家"，三子宗守创立"里千家"，四子宗室创立"武者小路千家"，合称"三千家"，成为后世日本茶道之正统。
江户时代，茶道进一步普及至武士、町人乃至部分农家，出现了"燕庵流""石州流""煎茶道"等分支。其中煎茶道受明清文人茶文化影响，以自由闲适之方式冲泡散茶，与侘茶之严谨仪式形成鲜明对照，丰富了日本茶文化之版图。
当代日本茶道，一方面坚守传统——三千家每年仍举行春季"茶事"、秋季"利休忌"等隆重仪式，传人自幼接受严格训练，一招一式皆有定法；另一方面亦积极创新——许多茶人尝试在西式空间中行茶、将茶道与花道香道融合、甚至以茶道精神经营企业管理与人际沟通。二〇〇九年，日本茶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"非物质文化遗产"预备名单，其世界影响力持续扩大。对于当代中国茶人而言，日本茶道之严谨传承精神与极致美学追求，仍具有深刻之借鉴意义。
